我常常想，当年出国留学，我凭什么在全世界83个国家286名考生只取4名的激烈竞争中胜出？尤其是两年前一位二中的学妹求我写推荐信，我收到她的履历表，为她的成绩惊叹：杭二中连续三年全年级第一，曾代表学校到英国交流；清华时又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，而到后来竟没有得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奖学金（最后她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）——我想那是命运的恩赐。

　　父母一切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

　　还是从童年说起吧。童年、少年生活对于我，像一个朦胧迷糊的梦魇，那是指我的家庭生活环境——外公被打成右派，自杀；外婆在“文革”中被逼致疯，我看惯了父母的愁容、叹息与奋争……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

　　因此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我数学和写作。而当我的作文在比赛中获奖后，母亲便“放”了我，说我的写作可以了，让我在数理化上多下功夫。说学好数理化英语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为节约我的时间,她甚至在紧要关头如数学竞赛、高考前夕，模仿我的笔迹替我做随笔、周记这些作业来应付老师。

　　他们一切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。

　　我一开始不懂，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玩，家里几乎没有玩具。他们还不允许我到邻居家看电视（除“动物世界”外）。

　　哪怕在西湖边，我也从来没有玩痛快过：妈妈不是要我背唐诗，就是要我描述西湖景色。

　　有“反叛”精神的我便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背着他们玩。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前，我实在想看妈妈的《小说选刊》，可是父母把杂志好好地锁在他们的房间里。我注意到他们的门上面三分之一是可以活动的，于是趁他们不注意翻门而入。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我把杂志按原样放回。第二天的语文考试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。

　　我并不是不喜欢学习，但是我的兴趣绝对不只局限在学习上。我也任性：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做。比方，我喜欢读历史故事，但是讨厌背时间地点，因此我历史总是勉强及格。我对地理更是不喜欢，在地理课里做数学题——数学对我像块磁铁一样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是我唯一的玩具。

　　有时，我会花一星期做一道“趣味数学”题，做出来的那种甜蜜是很难形容的。另外，我每做出一道附加题，父母奖我一分钱。我当时有很强的愿望扩大我的金库——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潜意识地认为有钱是件好事——否则，葛朗台为什么要那么千方百计地节省钱呢。

　　我数学题做得越多，对数学越喜欢。看到妈妈如此精打细算地维持家庭经济（有时为了一角钱浪费一小时），我便把我的金库“捐”给了家库。有一天我对妈妈说：“这钱，你留着吧。你哪怕不给我钱，我也会做数学题的。”妈妈说：“怎么我女儿突然长大了？”

　　但是，不管我如何痴迷数学，在省市的数学竞赛上却没有得过奖，这在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，以至于后来我高考时便没有选数学专业。到美国后，打听到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，竞赛中都没得奖。同样，很多竞赛中得奖者，事业也只不过平平而已。这是因为研究和竞赛有本质上的区别：竞赛主要考速度，而研究则考验文献的吸收能力及融会贯通的运用能力、创造力、耐久力（很多课题是几年锲而不舍的劳动结果）、联想探索思维等等。这都是后话了。

　　如果考砸了，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

　　1988年4月，学校要保送我去西安交大、华东师大。很多人羡慕我，可我犹豫后选择了放弃。因为我要进的是北大或者复旦。那个酷夏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：这年省略了黄梅天，从6月上旬开始，天天烈日高照，到7月5日晚我突然高烧达39摄氏度。心急如焚的母亲连忙带我去看急诊。

　　天热得没一点儿风。母亲整夜陪在我身边。我望着暗夜深处，心里真后悔：我想如果去了保送的学校，就不用面临这种困境了。我问母亲考砸了怎么办？因为我知道，我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支柱。妈妈掩饰住内心的焦虑，安慰我说能考好的，还说如果考砸了，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。

　　这里我要插一句：知道原西湖之声主持人东方月吗？她是我初中同桌，才华横溢的她当年因为数理化没考上大学，现在她不是很成功吗？前年我们在纽约见面曾谈及中国教育的一些弊端。

　　爸爸陪着我天天打了青霉素去高考，回来再去医院。最后我以600分的成绩进入第一志愿：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。一来我对细胞分裂和生物遗传有强大的兴趣，再者，父母打听此系出国的人很多。

　　赴沪前妈妈忙起来了：她给我做了几套新衣服。她笑着说，女儿长大了，该找男朋友了，得穿得好点了。

　　我说妈妈说哪里去了？我才不要呢！她说我不是说笑话，你心高气傲，进的是南方第一高等学府，碰到你认为好的男孩追不用拒绝，不然以后到单位里，未必找得到那么称心纯洁的伴侣。

　　她见我用手指塞耳跺脚说不听不听便幽默地说：只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。说着她脸色一紧严肃地说，只是在没有结婚以前，不得越轨。恋爱可以是促进剂，也足可以毁掉你的事业。我牢记母亲的训诫，无论与哪一任男友，我都恪守少女的传统道德，直到披上新娘的婚纱。

　　复旦就是荒野，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

　　复旦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两年，因为家庭经济拮据，食堂里吃得节约，半夜经常饿肚子，这且不说。那段时间，出国这件事由当初父母的希望变成了我自己的强烈愿望。生工系又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，而且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想出国，因此竞争相当激烈。

　　我在二中也算不上尖子（哪怕不计历史和地理，我总分也从来没有名列班级前三名过），但复旦和二中很不一样：二中用的是“转弱为强”的方针，而复旦却是“强者胜，弱者亡”的筛选哲学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，如果二中是花园，把小树培育成大树，那么复旦就是荒野，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。记得我在实验室打破一只烧杯，老师马上说：“你不是做实验的料。”如果现在这个老师得知我的生物实验使我得到了博士学位，他会怎么想呢？

　　在强烈的出国愿望指使下，我去寻找学习英语机会。听说复旦教我的英语老师在开私人托福班，我便去旁听。我知道要另外缴费，可我缴不起。我便打听到上课时间，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（因为那儿正好有个空位置）。他一眼就看到了我，但不说什么。课后，他也不问我。正巧妈妈在上海的朋友送了我一瓶奶粉，我便把奶粉带去给他。他微微一笑，说了声谢谢。他对我心照不宣的容纳使我很感激。

　　对英语快速阅读和听力上的投资使我在其他课上力不从心。我开始对科学失去了热爱。记得我的化学总在“优”和“良”之间徘徊，我去找老师，对她说我在这儿绝望到连羞耻感都没有了——我要靠这个分数出国的。我对物理和计算机老师也诉了同样的苦。后来，我化学，物理，计算机都得了“优”。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因为我真的考得好，还是他们为了我的前途而宽容了我。

　　在复旦的第二年，母亲替我联系了一个老师让我提高实验技术。在等她的时候，我认识了第一任男友。他正好在做实验，我被他漂亮的实验技术折服。从此他成了我的老师。而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善。他对我很慷慨，经常给我买酸奶喝。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但我们相处只有一年时间。

　　我出国时，我们讨论怎么办？他是个从四明山走出来的农专毕业的农家孩子，因为一项实验引起复旦的重视，被邀请到复旦做课题，英语是他的薄弱环节。而那时他的一项成果又出来了，如果我与他结婚，他三个月后就可赴美当陪读。但仅是陪读而已。他的英语在美国是难行的，还有他的研究专项，在美国也不吃香。于是我们说好当朋友，让命运来决定归宿。

　　我紧锣密鼓地拿出了托福633分的成绩，接着申请美国大学。那是要申请费的：一般起码要20美元。而且得同时申请几所学校。这笔钱不是一个拮据的家庭能承担的。我抱定宗旨不付：我去信申请，讲明自己经济条件差，要求免去。我想一个学校如果对申请费看得比学生才华更重，那不会是好学校。

　　同时我还需要教授的推荐信。一个我熟悉的外籍教授去了上海电视台。我要信很急，打电话去却都是忙音。说明他在家。我便骑车前往。那是横贯上海的。谁知，一敲门，这花老外正与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。他不客气地说：你知道我们的习惯，应该先来电话联系。今天我恕不接待！

　　应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个打错的电话让我联系上了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教授，他是复旦的访问学者，真像是一个冥冥中的秘密使者从天而降。他建议我去考美国加州的POMONA大学，因为那里的老师擅长本科教育。之前我还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学校的名字，会是好学校吗？他解释美国有两类大学，一类只有本科，一类有本科和博士科。POMONA是本科学校中排前5名的。

　　我知道本科获奖学金机会很少，但只要能离开这儿，我什么美国学校都愿意去。因此我申请了。我申请的所有学校中，POMONA是唯一录取我并给我全奖（包括学费和生活费）的学校。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它录取我的原因。我认为，美国的大学既看重分数，但更看重一种不同于众的东西：也许是我的一篇有独特见解的小论文获得他们的青睐，也许我早就练就的文笔也帮了我的忙，他们出了两个考题：《描述一下你自己，让我们像看到你一样》、《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哪一种科学对人类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》，还有，也许我实事求是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也使他们感到我值得信任。

　　这样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