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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听·人生:求学之路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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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6月23日10:21

  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,POMONA拯救了我的科学精神到

  POMONA后,渐渐地我意识到命运给我的唯一选择正好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儿的老师都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,他们治学严谨而又和蔼可亲。他们谦恭有礼,平易近人,头上没有那种成就的光环,身上没有不可一世的傲气。他们把教育看做是一种艺术。在他们的,陶下,我对科学的热爱复活了,并且对实验不再害怕。我记得我是如何地向往上课。早晨一起来,我就想,“今天又可以去上数学(或化学,或生物)课了!”

  POMONA每年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我们作专题讲座。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堂课:《热爱科学,看淡名利》。这位女科学家眼睛里闪射出那种对工作的热爱,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得诺贝尔奖时的诚恳与坦然,在我心里激起巨大反响。我被她迷住了。我在那里拼命念书,一则我爱学新的东西,二则我想让POMONA感到他们没在我身上枉费那么多奖学金,三则我想补回在复旦欠的科学债。

  后来又有两个中国学生被POMONA录取,其中一个似乎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得过奖,但是他们成绩相当一般。在这之后,POMONA对中国学生收得就少了。我想,也许,目标仅放在“出国”的学生,一出国他们便没有动力了?最后,我在POMONA三年后获双学位(数学和分子生物学),以最佳学生的荣誉毕业。

  而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,POMONA拯救了我和我的科学精神。直到现在,我每年给他们捐款,并且不管多忙,一年为他们义务劳动两三次。

  在POMONA我认识了尤西。他一米八的个子,粗眉大眼,三岁随父母从台湾迁居美国。他父母见我会背唐诗宋词,羡慕得不得了,怪自己儿子连中文都识不了几个。邀我常去他家,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一点中国文化的影响。而尤西对这些没有兴趣,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进洛杉矶球队。暑假,他提议由他开车去北加州旅游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旅游。晚上,我们在帐篷里并排躺下。他躺下后又坐起拿了件衣服隔在中间,说他知道中国的传统习惯,那股认真劲儿把我逗笑了。正想睡去,他却抓住我,俯到我耳边轻轻说他爱我。我挣开他:“不!你是个球坛明星,我热爱科学,我们的爱好不一样。我们只能成为好朋友。”

  旅途结束我走下他的车时,他问我,你爱科学,是不?我点了点头。于是我认识了马克——我的第二任男友。

  尤西事先没通知我,只是请我周末聚会。认识不认识的一共六人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,我频频注视尤西,按惯例,是该他送我回校的。可他一反平时,倒是我沉不住气了,他似乎有点吃惊地说:“呀,这么迟了!”接着嘴角露出狡黠的笑,向马克挤了挤眼,“能劳驾你送寿小姐回校吗?”马克微笑地打开了他的车门。我刚跨进车,尤西探过头,低声说:“你不是喜欢科学吗,他是才子,加理的高才生……”

  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,我能对自己说,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

  POMONA毕业后,哈佛、耶鲁等大学都免试录取了我。因为马克在加州理工学院,他坚持要我去加理。再者,加理是个很优秀的学校,因此我去那里的生物系做研究生。好笑的是一年后我们就吹了。

  马克是个弃儿,养母常酗酒,他是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长大的。父亲来美参加毕业典礼,住在他这里,他毫无节制地玩电子游戏到凌晨,然后睡到近午。起来问父亲早上吃什么?父亲肚子早咕咕叫,可中国的客套使他说你忙你的吧。他果真去忙自己的没了踪影。父亲承认有文化差异,但认为在缺少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懂得关心别人,后来我进了加理,与他接触多了,感到确实是这样。于是我们吹了。

  在加理,有段时间,我的课题进行得很不好。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我从来没有尝到过那种压抑:每天看着钟,等着它指向5点便逃回家。研究和上课是完全不同的:研究没有期中期末考试,但每天都是一种不同的考验。我一向认为自己的意志力很坚强,根本没料到我居然也会那么脆弱。科学研究使我认识到我的弱点。

  就在那时,我看到加理有跳舞课,想与其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,还不如去学点跳舞——我一直想学,但从来没有机会。而且,我年纪也不小了,该成家了,待在实验室是碰不到好郎君的。很偶然,我在跳舞课上认识了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,他也是因为课题进行得不好用跳舞来逃避。几年后,我们这一对“难友”结成夫妻。

  我当时非常喜欢跳舞,但跳舞的欢乐是极短暂的。一结束,科学研究的压抑感重又笼罩着我。后来,在老板和合作者的帮助下,我课题有了苗头,便根本没有时间或心思再去跳舞。仅一年之后,课题便出了成果,我们的文章在《细胞》杂志上发表。这个成果还使得我的论文在加理获得“最佳生物论文”奖。科学研究,慢起来很慢,快起来倒也很快。

  有时总是想,科学和我好像是父母替我定的“娃娃亲”。我遵照父母的愿望,成了科学家。后来,科学又成了我得到自由的跳板。如果父母让我像美国孩子一样自然发展,我会选择科学吗?也许,我会成为作家,或戏剧家?

  我问我老板他父母小时候管不管他的,他说从来不管。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,他在他父亲开的机械店里工作了一个夏天,父亲让他干的工作是,把一个螺丝拧到一个孔里,就这样重复8小时。有一天,他对自己说,“我不能看钟,因为一看钟,我会意识到时间过得那么慢。”他忍着不看,最后实在忍不住了,一看才早晨9点,他便哭了。他说,这种工作做过之后,你会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莫大的享受——因为每天都在变化。我问他研究科学是为什么,他承认在加理当教授满足了他一定的荣耀心,但是他绝对不是光为了荣耀或自由做科学——对于他来说,科学那么有趣,因为大自然无奇不有。

  加理毕业前,我绿卡已经拿到了。我问自己,“我有基本的自由了,现在该做什么呢?”说实话,赚大钱对我的诱惑力并不小:我多么想在旧金山置房安家,我还想周游世界,还想把钱捐给我的母校们,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基金会。看看周围很多同年龄的人都开始给公司做,买房子,养孩子,开始稳定的生活。但是基于对科学的热爱与对自由的向往,我选了个“清水衙门”,和一条冒险性大的路:博士后研究,而且和新婚的丈夫两海岸分居。

  父母也反对我去纽约,他们建议可以在加州的名牌大学做博士后。但我认为我必须进入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历练,且乐可菲尔又是与加理完全不同的名校,开阔视野博采众长有利于我的科学研究。我决定背水一战,研究数学与生物结合。我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。如果成功——我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科学家。那么我可以当助教授——那样,我就成为实验室老板,便不用在人之下——可以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吧。如果失败,那么我赔进去的将是一生中最可珍贵的年华。

  我常想,如果我做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,那么我会多幸福。仔细想来,我其实对钱不是看得很重,我绝对不会穷的。那么在这个之上,有多少富都是相对的,但我希望我的一生充实。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,我能对自己说,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,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转成发现大自然的秘密。因为大自然是永恒的,那么我也永恒了。哪怕别人不知道我的名字。

  我之所以说这些,是因为我想让学弟学妹们知道求学之路上的曲折并不可怕,一时的堕落和脆弱也不可怕——它们都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,重要的是不断地学习到一点东西,从中成长起来。

 
摘自:杭州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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